为什么工业现代化国家生育率低,若果落后国家人口爆炸?

冯晗 2018-09-16 48 人口爆炸 生育率
这是没有办法摆脱的魔咒吗?
其他回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第一次想认真地写个长回答。
并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不过最近刚看了个很有趣的实验,感觉和这一问题很契合。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搜索Behavioral sink或者mouse utopia。

在1950年,一个美国动物行为学家,John Calhoun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测试人口过剩对社会型动物的影响。他选择在有限空间内向老鼠提供充裕资源,并观察老鼠社群的迭代,结论是,老鼠社群经历了“人口增长”,数量达到顶峰,最后却突然减少(原文用的是collapse,我觉得很有意思)直至灭绝。实验被重复数次,每次结果都是相同的,原因来自于老鼠社群的social decay(不知道怎么翻译的准确)。 这个实验对人类社群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像老鼠一样,在科技发展迅速的今天,大部分国家已经不担心可能几千年来困扰人类的资源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马基雅维利困境,而我们最后会不会也走向灭亡?

实验过程:四对健康的老鼠,被放在可以容纳3000只老鼠的容器里,拥有无限的食物和水供应,没有任何捕食者。实验人员观察老鼠行为并记录老鼠数量,其被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Strive。老鼠适应新居所,划定各自的空间,开始“筑巢”。
第二阶段:Exploit。老鼠数量增加,并且一部分增加的更快,所以部分聚群显得更加拥挤。
第三阶段:Equilibrium。该阶段老鼠数量达到峰值,2200只(虽然可以容纳3000只老鼠)。也是在该阶段观察到老鼠文明的瓦解,新出生的老鼠开始表现得“不自在”。有些变得暴力,雄性开始打架以获得认同,一些落败的老鼠变成被大家攻击的对象。而雌性老鼠开始不能受孕,或者受孕不能生产。还有一些老鼠只敢在社群睡觉的时候出来进食。各种现象被归结为一系列的behavioral sink。当behavioral sink开始出现时,老鼠婴儿的死亡率甚至一度高达96% ,在此之后出生的老鼠,开始表现的压抑和封闭,相比较进食,睡觉或者繁殖,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自恋的梳理自己上。同时,这些新生代也没有他们的前辈们聪明。该阶段也表现出聚居现象,大部分老鼠只聚居在食物和水源处。
第四阶段:Decline。老鼠数量减少。最后一只老鼠死于实验开始600天后。

该实验对人类社会的指导意义是什么?括号内是我本人的解读,大家可以忽略。

Population condensation:案例,德国,西班牙,日本。人们开始聚集在大城市,大城市房价飙升,小城市或者郊区无人问津。同时,大城市生育率下降,并且出现社交/社群上的各种问题。(北上广的各位应该有体会)

Depopulation:案例,世界范围。生活进步,较少战争或区域冲突,物质资源丰富, 反而会导致物种生存困难甚而灭绝,是不是很讽刺?(以日本为例,少子化将会严重影响日本社会,但是日本年轻一代很多甚至完全没有社交或者造人的意愿。)

Senseless aggression:案例,世界范围。和老鼠社群一样,人类当中一部分人也开始出现无缘由的暴力/攻击倾向。(之前我不太能理解一些变态杀人犯的心理,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案例,也许这就是社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

Breakdown of gender roles:案例:发达国家,美国,日本。人口数量下降只是性别问题的表象。老鼠社群中,雄性开始攻击彼此,落败的老鼠往往退出争斗,不在进取。家庭中的雌性只能承担起保护家庭的责任,并变得有攻击倾向,甚至之后开始攻击自己的后代。人类社会也开始出现父母虐待/忽视子女的案例增长趋势,澳大利亚警察曾报告一半的杀婴罪犯是母亲。性别角色错乱问题可能是导致生育率下降,人口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Withdrawal:案例:日本。一些老鼠只敢在其它老鼠睡觉的时候出来活动。日本社会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与社会脱节的人群,比如宅文化。

The Beautiful Ones:案例:日本。很多老鼠不关注吃喝与繁殖,只关注自身。日本社会中出现的草食男现象。

最后,是我个人的解读:
发达国家当中的个体,已然不需要为基本的衣食担忧,很多现象可以对应老鼠社群中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自然选择在发达国家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历史上需要很强的基因,才能确保我们的后代能够繁殖,而现在,只要有意愿就可以繁殖,但是繁殖的后代的基因不会被过分筛选。另外,安逸的状态,导致人们生命意义的缺失,我观察到中国青年远比欧洲青年压力大,但是也更有活力和冲劲,发达国家的青年要么失去这个意义,或者去追寻错误的意义。虽然基本生活可以保障,但是在大的聚集社群中,繁殖后代的成本更高,青年人更加关注自己,而不关注集体和家庭,导致繁育后代的意愿降低。在有问题的社群中,个体出现偏差/变态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人类社会长久以来被看重的国家,家庭,信仰等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一些仅仅只能在发达国家产生的思想(这些思想有些时候是与人类本能想悖的)显得问题重重。我是白左一生黑,但是这里为了不带有太多个人意见,也就不举例了。

最后的最后,请大家见谅我的翻译和归纳水平,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相关的文章。我对此觉得有兴趣,是觉得现在欧洲出现的问题,和该实验契合。一个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也许collapse往往就是其最后的结果,而我们身在其中,却不自知。
内圣外王 2018-09-16 17:27:34 0条评论

首先,题主说的现象的确存在,下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纵轴是2014年以当年美元计价的各国人均GDP,横轴是同年各国生育率。

显然,人均GDP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几乎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具有很低的生育率,事实上,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的国家中,只有赤道几内亚的生育率超过了4。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靠石油,贫富差距很大,较高的人均GDP完全不能反映民众的生活状况。

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低呢?

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当然不是一直这么低的。前工业革命时代是个可以用马尔萨斯模型较好描述的时代,人类停留在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的均衡上,人均寿命很短,而任何进步都最终会转化为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使得人均产出在长期中一直维持在能使出生率和死亡率相等的水平上。

生育率的下降是19世纪才开始的现象,下图是几个发达国家十九到二十世纪生育率的变化情况,虽然各国之间略有差异,但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

生育率的下降是经济的长期增长中的重要事件,不过,事实上,真正重要的转折发生的时间可能要早于生育率的下降。

上图是英国16到20世纪工资和生育率变化图,一直到18世纪,生育率都还是和工资同步变化的。这是马尔萨斯模型的重要逻辑:人均收入的增长导致生育率的提高,从而使人口增长并反过来降低人均收入。但从18世纪开始,这一同步被打断,当19世纪工资开始增长时,出生率非但没有上升,反倒快速下降。正是这一变化,使得人口增长最终没有吞噬掉经济整体的所有增长,使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

一些传统观点将它归因于死亡率的下降和橡胶避孕套等新避孕工具的普及。如果这两个因素就够了,那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就很容易,普及现代医学和避孕工具就可以了。不过,这两个因素虽然或许都有一定影响,但都不足以解释大部分的生育率下降。

对于前者,支持者的逻辑是死亡率下降后,父母减少生育数目也能维持足够的子女数目了,因而生育率会下降。但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法国,生育率下降的开始时间明显地早于死亡率的下降。详细的计算也不支持这个逻辑,比如在生育率下降前,美国平均每个女性会生下7个子女,即使有30%的子女会在此后死亡,那女性期望的子女数也高达5个。然而在现实中,在十九世纪末,一个城市女性通常只会有两个子女。换言之,死亡率下降不足以解释生育数目的巨大变化。

甚至即使单从理论上讲,这一逻辑也存在漏洞:子女死亡率的下降意味着父母因为子女死亡带来的投资浪费减少了,因而养育子女的成本下降了,逻辑上说,这会导致父母愿意养育更多子女。

另一个因素,用橡胶避孕套等新的避孕工具的流行来解释生育率的下降同样十分流行。然而这一解释同样存在问题。David和Sanderson(1986)做过一个估计,如果一对夫妇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在24天的一个周期里平均每周期进行五次有益身心的活动,那他们最终平均而言会有大约9个子女。而如果他们每次都采取避孕措施,即使这个措施本身有12.5%的失败概率,他们还有10%的概率没有使用这一措施,他们最终的子女数也能降到平均三个。而即使体外射精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简陋避孕措施都大致能满足这样的条件了。换言之,即使没有橡胶避孕套的发明,人类也已经有了还不错的降低生育率的手段了。

此外,橡胶避孕套的发明时间事实上也略晚于一些国家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在它刚发明时,其成本也远未低到大众都能轻松负担的程度。此外,它毕竟只是提供了一个减少生育数目的工具,并不直接影响生育意愿,而显然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因而橡胶避孕套之类的工具,虽然可能有重要影响,但依然不是核心因素。

当我们讨论生育率的变化时,其背后隐藏的是人的生育决策,而对于后者,目前最主流的解释框架由加里贝克尔提出。在这一框架下,子女被视作一种耐用消费品,因而对父母而言,最佳的生育数目由生育的边际成本和收益决定,我们虽然无法准确估计出生育的成本和收益,但却能观察到它们的变化,并基于此来解释生育决策和生育率的变化。在此后对这一模型的扩展中,加里贝克尔进一步区分了子女的数量和质量,认为存在一个质量-数量权衡,父母会综合考虑提高子女质量和数量各自的边际成本和收益,来选择最佳的生育数量。

基于这一框架,当生育子女的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收益下降,提高子女质量的边际收益上升、边际成本下降时,父母的最优生育数量都会下降。当然,这里所说的成本,并不单指直接成本,实际上,其中更重要的是父母在生育上所花费的时间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而在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单位时间所能带来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娱乐活动的丰富更进一步提高了时间的价值。此外,考虑到女性在生育中往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花费的时间也更多,这些国家性别平等的改善、女性受教育程度、就业率和收入的提高更使得生育的成本不断上升。社会保障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育的边际收益。综合结果,就是父母的最优生育数量的下降。

与此同时,义务教育的推进和教育的普及降低了提高子女质量的成本、教育边际回报的增加也使得提高子女质量的边际收益上升,这些都让数量-质量权衡向着偏向质量的方向移动,也降低了父母的最优生育数量。

因而工业化国家生育率低,不是少数技术发明的结果,而是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变化的综合结果,自然也无法通过这些技术的普及就出现在更落后的国家。

但反过来说,既然生育可以被视作人的理性决策,那自然就是可以被影响的,那么即使是相对落后的国家,降低生育率也就是可能的。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就早于经济的起飞。比如第一张图里就有不少国家同时有较低的人均GDP和出生率水平,比如越南的人均GDP仍然只有不到2000美元,而出生率已经低于2,仅略高于中国。

事实上,近年来,不同国家间在生育率上的差异正在不断缩小。

上图是历年各国生育率分布图,其收敛趋势十分明显。事实上,虽然从截面上看,各国的生育率差距仍然存在,但从时间上看,如下图所示,几乎所有地区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所以,即便是相对落后的国家,降低生育率也是可能的。

那么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否就必然低?

虽然目前还没什么反例,但我相信这也不是必然。如果有一天生育的时间成本能够不再由家庭独立承担,甚至如果有一天生育不再是只有家庭才能完成的任务,那生育率上升也很正常。而显然,这些转变基本上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成为可能。

当然,这样的转变或许意味着家庭自身的解体,不过从长期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参考文献

1. Timothy W. Guinnane, 2011, The Historical Fertility Transition: A Guide for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3: 589–614.

2. Tiloka de Silva, and Silvana Tenreyro, 2016,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Fertility Convergence, CEPR Working Paper.

冯晗 2018-09-16 17:27:34 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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