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许多读者通过陈欣怡尿检呈阳性认定整个中国游泳队磕药?这个中有什么逻辑吗?

zhizi lee 6天前 52 中国游泳 里约奥运会金牌榜 陈欣怡
我不太懂国家游泳队的参赛组织方式,这些人这种逻辑的根据是什么呢?
其他回答
国家历任体育总局局长(含体委主任)如下:
贺龙、王猛、庄则栋、李梦华、伍绍祖、袁伟民、刘鹏

其中,贺龙是元帅兼职;王猛属于早期部队干部,一直在体委主任和军队领导位置上换位,最后平退到部队上;庄则栋是文革中捧起文革后迅速跌落的特殊时期人物。

其余四个人,则是八十年代后先后执掌体委(体育总局)的人,也见证了中国体育成绩的飞跃。但是,李梦华、伍绍祖、袁伟民三人并没升职;刘鹏目前还在任,不过考虑其年龄(1951年生人),基本没有升职可能了。
注意,这里说的是“没有升职”,不是说他们没能进政治局或做副总理/国务委员,而是说,连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这样的副国级都没有得到。

同样,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体育局长也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从这个位置升到副省级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体育局长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仕途到头了,不管做的再好也不可能升了。这种情况下,你说是冒险出政绩,还是安全求退休?


许多人动辄拿举国体制说事,却压根不知道中国政治体制下各个位置的风险和收益。不管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各省体育局的领导,到了那个位置不犯错误退休后享受的待遇和保障都是超过一般白领们多得多。为了不管多少政绩都压根不可能升职这一情况,还拿自己今后几十年去赌?你以为能干到那一步的人智商真的就是公知水平?

当然,我不是说各级体育局领导一向完全无辜。在二十年前,追责不重时期,体育局领导完全可能会放任使用兴奋剂。所谓放任,就是知道某个教练或运动员使用,但装聋作哑。一旦有一天捅出来,教练和运动员受惩罚,但体育局领导只要不是亲自参与,则没有什么追责。这属于收益尽管不算多高,但完全没有成本的事,所以那个时期许多体育局领导或多或少都有类似情况。但如今情况不同了,一旦查出兴奋剂,相关领导属于失职,对个人有直接影响的。那么,问题就回来了,谁会为了不管多少政绩都压根不可能升职这一情况,拿自己今后几十年去赌?

当然,这种风险和收益放到职业生命只有那么几年,是否获取荣誉今后天壤之别的运动员身上,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这个收益足够诱惑,赌注也就无所谓了。

最后,想对某些人说一下,哪个档次的视野才能干这个档次该干的事。各级体育局的官员,终究能达到部级或厅级,也算得上相当聪明的人了,就算是再胆大再好赌,也会看一下风险收益再说。像公知脑子里猜测的那种玩法,到了官场死十次都有了。


————————————8.16补充————————————

昨天说的很清楚,很多评论区有人还是不明白。这里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许多人不明白其实是不愿承认自己见识不足或者智商不足——你远远达不到体育官员的档次,所以当涉及私利时候,只能用自己的思路猜测。就像经典笑话所说农夫猜测皇帝生活好是一顿可以吃几个白馍。

这里详细说一下体育局这个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属于正部级国务院直属机构,各省体育局属于正厅级省政府直属机构。首先只是直属机构。国务院和各省政府的部门,除了偶尔出现的特设部门和议事机构外,主要是分为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前两者属于行政编制。直属机构的政治地位是低于组成部门的。而且,即便在直属部门中,无论是政府核心工作程度、与领导接近度还是事务繁忙程度,体育局都处在中下。

上面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因为体育和大家日常生活接触较多,所以许多人想当然认为体育局是一个重要部门,体育局的政绩会被多么重视。实际上,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与国际接轨到位后,体育的这点政绩真的在政府部门中地位太低太低了。这也是为什么体育局地位不高、晋升几乎无望、体育政绩很难对个人仕途有效的原因。

有的人说到举国体制,拿当年的东欧、如今的朝鲜类比。这个类比其实偏了。因为举国体制和举国体制不一定完全一样。举国体制仅仅是培养运动员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我国真正开放时间有限,对体育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提高国家地位、振奋人民精神这么个角度,此时中国对体育与今日朝鲜倒是有几分类似的。这种情况下,体育地位自然得到拔高。但后来的发展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加速,自上而下对体育地位的认识越来越到位,体育就逐渐回归到应有位置上了。一个代表性改革就是国家体委变成体育总局,各级体委变成体育局。还记得上文所说,从政府组场部门变成了直属机构。这个地位调整本身就是其业务地位下降的体现,而且随着原始惯性的消除,这种下降越来越严重,最终到了今天这个地位。

还有人提出过,这个位置升迁无望,没政绩会不会被降?我国目前的体制,是无法降的。对于重要岗位,政绩差会被调整去冷板凳,不过体育局这种位置还要往哪个冷板凳调呢?再差那么一点有意思吗?何况,前文说了,这点政绩入不了各级领导眼里的,随便一个有规模的招商引资,就胜过夺一把冠军。

最后还有人提出:体育局长不想政绩,下面的人呢?他们做好会不会升迁?

答案是:有可能,但太危险,操作也太复杂。

危险在于两点:一是既然体育局的大领导们(局长、副局长)不愿意且担风险,那么基于领导责任,必须尽可能保证内部不出事,因此中层们的一切违规行为不仅得不到上级保护,而且会被严惩,所以做起来风险大;二是一旦缺少上级保护伞,同级竞争时候,是会看对方问题的,兴奋剂的使用,往往涉及多个环节,从中层授意,到中心负责人执行,再到教练、运动员,中间还涉及队医和药贩,一个环节被人捅出就麻烦,而同级竞争时候往往眼睛明亮。

这里参考一下九十年代初期兴奋剂最疯狂时候,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彼时的体育局重要领导因为可以完全免责,所以对此采取放任态度,客观上充当了保护伞。对于体育局这种本身地位不高的部门,一旦失去自身领导这个保护伞,就完全没有了犯事的资格,除了只能拿几年青春赌明天的人,有一点仕途担忧的人都需要掂量;而体育局的领导基于在同级中的位置,到底有多少能量充当保护伞,又有什么必要做这个保护伞,他们自己是很清楚的。

所以说,希望诸位在言必称举国体制、政绩观时候,先把这些东西吃透,不要拿一个朝鲜照猫画虎。中国和朝鲜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呢,不也是越走越不一样了么。
赵乾 6天前 0条评论
有些人天天嚷着要监督政府,这是好事啊,然而,监督政府之前,麻烦先提高一下监督政府的能力,OK?先搞搞清楚官员的行为方式,OK?

首先,中国的专业运动体制,基本上就是国家和省市两级体制,即国家体育总局主管的各个国家队和各省市体育局主管的各个省队。构成体制细胞的,则是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教练-运动员组成的训练组。很显然,这是一个服药的风险收益率层层递增的格局。

在总局层面,假设你是总局局长刘鹏,你的KPI在哪里?金牌当然是KPI,然而,金牌的前提是,平平安安把比赛比完。到了省部级这个层面,是要讲政治的,中国体育最大的政治,就是为国争光,多拿或是少拿几块金牌,只要保住金牌榜第二的位置,那就是争光略多略少的问题,而出了兴奋剂事件,那就是反过来为国抹黑,总局回来是交不了差的。换言之,嗑药对总局来说,带来的收益根本覆盖不了巨大的风险,人家脑子瓦特了才去冒高风险博低收益。

所以,对总局来说,严打兴奋剂态度最坚决,而在省队竞争的格局下,有前科的运动员也很容易沦为众矢之的,成为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省队攻击的把柄。比如说,男子举重69公斤级全国选拔赛冠军湖北选手廖辉,曾因药检不合格被禁赛两年。结果,这名在该级别最有实力的运动员,因此无缘里约奥运会,要不然,无论淘汰浙江的石智勇,还是山东的杨哲,浙江队和山东队都不会答应。

各专项的国家队,由总局下属对应的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中心人事任免权在总局,领导的行为方式必然受总局约束。而国家队并不对具体运动员训练负责,多数情况下,只在大赛前夕才从各省队选拔队员集训。这种体制下,由国家队组织集体服药几乎不可能。兴奋剂使用并不是在比赛前来一罐,然后开挂发飙,而是需要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临时拼凑的国家队哪里控制得了这个长期性的过程?更何况还要一边瞒着总局领导。

到了各省体育局,他们的KPI是金牌数,但不是奥运会金牌数,而是全运会的金牌数。所以,才有了中国特色的奥运金牌、奥运破世界纪录折算成相应金牌数后,在全运会上额外计入各省金牌榜的奇葩制度。目的是,让各省对奥运会更加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浙江队、山东队要和湖北队为了一个奥运举重的参赛指标抢破头。因为只要去了,奥运金牌一块顶两块全运金牌。而一般来说,像举重比赛,确保冠军后,也一定会冲一冲世界纪录,因为破一项世界纪录,等于拿一块全运金牌。

因为省体育局和省队的KPI是全运会金牌数,所以他们绝对有动机用药。但他们就算用药,一般首选也是全运会。毕竟,国际大赛上检测更严格,一旦出事后果也更严重,与其去冒险拿一块奥运金牌,不如全力夺两块全运金牌。所以,当年罗雪娟在全运会上才会吐槽水池不干净,另外一批长期只在窝里横的运动员,也广受质疑。

而到了最基层的训练组,才是真正用药动机最大的地方。典型的,当年的马家军主教练马俊仁,担任的就是辽宁省田径队女子中长跑组的教练。在多数情况下,建立的是一种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到了这个层面,与外国所谓的个人参赛模式,并无实质区别,无非就是请教练的钱,是运动员自己出的,还是国家出的。

竞技体育,对于总局领导就是个金牌榜的数字,多一块少一块,也就是工作报告好看一点的差别。但是,对于最基层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那就是显而易见的金光大道。用药违规但不犯法,即使被查,顶多就是禁赛几年,严重一点,顶多就是终身禁赛,再也打不了比赛,但总不至于负刑事责任。而出不了成绩,混不下去了,自然也就是提前退役,再也打不了比赛。正所谓,人生能有几回搏,对于一些主要拼身体的基础性项目,运动寿命很短,运动生涯巅峰,能赶上一次奥运会,已经很难得了,这就是禁药为什么在奥运赛场上屡禁不绝的关键。

而教练员的执教生涯比运动员的运动生涯自然要长一些,但全国那么多教练,好苗子就那么几个,有希望夺冠的运动员不是每个教练都能碰上的,更不是每年都能碰上的。好不容易碰上一个不错的苗子,稍微努把力就有希望争金夺银,这个诱惑还小么?更何况,教练员毕竟不用本人下场比赛,就算查出来和运动员一起被禁赛,禁赛期满,运动员已经过了巅峰,教练员却还能继续执教。而只要运动员觉悟高,牺牲自己保全教练,也是轻而易举。比如说,哈萨克斯坦举重队总教练亚历山大·尼,江湖人称高丽药王,自2008年以来,先后带出了32例药检呈阳性,包括伦敦奥运会上的4名举重冠军。就是这样一名教练员,至今仍然活跃在奥运赛场上。

至于陈欣怡,情况又略特殊一点,她的教练员金炜,是辽宁海舰俱乐部的老板。刘子歌就是出身这个俱乐部。在刘子歌夺冠的时候,这种俱乐部体制一时间被一些人视为与西方接轨,打破计划体制坚冰的样板,被吹嘘为“单飞的天空更广阔”。更有趣的是,由于金炜曾经在澳大利亚的游泳俱乐部执教多年,在刘子歌夺冠后,澳大利亚媒体也凑热闹搞出大新闻,声称刘子歌夺冠,是因为金炜从澳大利亚买走了他们国家的训练秘籍。

现在看来,刘子歌夺冠是俱乐部模式好,陈欣怡嗑药,就甩锅给“举国体制”,这好像不科学。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说,体制内的专业运动队只是为荣誉和利益而战,即使成绩不佳,运动队不会被解散,教练员不会被开除。而俱乐部的盈利模式,完全就是将运动员视为流水线上的产品,青年运动员培养和俱乐部日常运营的开销,完全来自于俱乐部内个别优秀运动员比赛和商业活动的收入。很显然,一旦青黄不接,在刘子歌之后培养不出新的世界冠军,俱乐部将不会得到新的收入来源,资金链条就会断掉,俱乐部就会破产。这个动机,难道还小么?

最后是两学一做时间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
热心网民 6天前 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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